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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南宾：这几年有这个机会去东南亚跑得多一些，坦率来说，我们改革开放40年，早期学习都是欧美，这也是历史的必然。东南亚通常十个国家，加起来6.5亿人口，其中有三四个国家GDP增长在5%以上，接近6%，速度非常快。十个国家的每个国家都不一样，我们印象中东南亚是一个区域，但真的每个国家都不一样。

Amolo NG’WENO：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可能根本记不清楚。十年之前，只有1/3的人会有银行帐户，现在基本上超过了80%，所以整个数字经济之前根本是不存在的，但是现在对于数字的信用来讲也是全新的东西，人们当时只知道我们要找当地地方的借贷人，或者通过我们的研究来讲，很多人不仅在自己的业务上进行投资，有的时候可能不是用来去付学费或付医疗费等等，突然之间他们进入到数字世界里，就不奇怪对于借款人和贷款人某种程度上很容易被带偏。

百济神州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欧雷强表示，我们致力于改善全球癌症患者的治疗，此次获批使我们更接近实现为全球患者带来最高质量药物的使命。泽布替尼获得FDA上市批准，更是证明了其作为一项针对复发或难治性MCL治疗方案的重要性。据悉，泽布替尼在国内的审批也在进行中，预计将于明年上半年在国内上市。

对此，需要厘清的是，“一带一路”倡议包括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而不只是产能方面的合作。一味强调“一带一路”是中国转移“过剩产能”，实际上是混淆视听。事实上，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多国进行的是基于经济互补性的跨国产能合作，不是把过时的和污染的产能转移出去，而是与当地国家共同协商、设计、建造新产业。虽然有一些产能在国内来说是相对富余过剩，却是在国际市场竞争下形成的优质产能，既符合众多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也符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市场需求。

中国的工业革命也服从同样的逻辑。中国人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繁忙、最勤劳的制造业实践者，他们通过制造、组装、运输、打磨各种工业产品，夜以继日地发现着新的实践知识。例如，为了在昼夜温差极大的高原地区修建高速铁路，中国的工程师需要解决无数日本和德国同行不会遇到的技术和实践上的问题。而且，为了与其他国际制造业巨头竞争并保持世界工厂的地位，中国工程师必须时时刻刻去解决各个领域的实际工程问题。十年之前，德国高科技公司曾允许中国工程师观看他们的技术蓝图（日本工程师则不行），并不担心其核心技术会泄露。今天这种景观已不复存在。通过“干中学”，中国已经在电子、信息技术、通信、超级计算、精密仪器、材料科学（包括纳米技术）、造船、高速列车、隧道与运河开凿、发电和输电、空间科学与军事技术等诸多制造业领域赶上并走在了技术前沿。

因此，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前和期间，对促进资本积累和正当的商业行为真正重要的力量并不是正式的法律规则和现代产权观念，而是政府的鼓励和商人们私下维护和实施的残酷惩罚；不是民主制度，而是政府倡导的重商主义社会价值观（包括公平买卖、社会信任、道德、宗教和对由商人和商业团体私人建立的社会秩序的支持）。